某旧秋杪不称职后，盖一年而丐去者屡。初谓朝得请夕可行，今被逐后七十日乃登蒜岭，将见家山，见宗族，见朋友亲党，且喜且羞。又念得无有欠人书债而无以见者乎？令似远来，幸甚初识，固吾友实之正字之所深爱，吾宗蒙仲之所谓畏友也。其学有根柢，其文有机杼，异乎今世之不用力古作而更窜易于时文者，不订经史本处而求故事于时文者。人才之陋，时文坏之也。以至妙之年，而超乎众陋之中，此令似所以为可敬。一试之差不足言，他日趾美名父科级者，非此子其谁？敢以为宗兄贺。

大江之南，自浮丘公得道于华盖山，而山之秀丽峭拔，足以为神仙窟宅者，率多三仙之祠。其踪迹隐显，虽若有可记，而揭灵著响之异，归向之众，且得一代名胜品题而增重之，盖未易多见也。凰桐在临川郡之南七十里，其山有三仙之祠旧矣。太守子石徐公之山，住庵者代祀焉，而未尝有人任洒扫之责以居其间。乾道五年，岁大旱。八年，又大旱。人情忧危，遍谒群祠，莫慰所望。有法箓道士黄宗孟者，相率以乞灵于此，澍雨随降，岁事丰稔，自是远近奔凑。宗孟乃与其徒诛茅结屋，气象日辟。一夕，梦有青衣之人从天而下，执宗孟手而告之曰：「此山福地，宜名曰金华」。宗孟觉而异之，因以为名。淳熙九年，又有圆光夜现。山下之人视之，上属天表；山巅之人视之，下覆地面。如是者凡三焉，众相欢动，敬向稍深。十三年，有灵泉涌出山麓，病者饮之立愈，冠盖相望，毋虑千百数。宗孟死，凡宗孟所欲为而未就者，元明与其徒仲祥毕力营葺，而人亦以此翕然为之倾助。旧庐基址偏隘，居士饶君时英割其家之山数百步以与之。于是创建加广，工役烦兴，居士徐君馀庆与其妻杨氏妙真捐钱数百万，以济其费。堂殿一新，金碧璀璨，奇观涌出，视前此不啻十倍矣。而四方之士求以日加而月益者，盖方来而未已也。嘉定三年，郡侯秘丞、郎中林公岊来自三仙里居，士夫有以此山告之者，公击节赏叹，谓金华之名虽得之梦兆，而未足以侈其实，乃按旧额，大书「昭真观」以榜之。其徒有黄国祥者，新拜敕牒，亲为填名，以炳耀法箓之嗣。此山以仙灵所萃，人心所慕归，又得贤太守发挥之，可与封内名山争胜矣。然天下之理相因于无穷，其始必有奇纵异迹可以郁然兴起，若不劳力；而岁月既久，或忘其有所考且有所警，为可惜也。嘉定六年七月既望，免解进士徐正记。承议郎、知抚州乐安县、主管劝农公事兼兵马都监史本书。朝散大夫、知南安军、兼管内劝农营田公事孙子直隶盖。刊者张仲宣。

使六经失主盟于天下者，史家之罪也。盖六经实主于名教，而诸史多叛于名教。六经自非诸史之所及，而诸史亦非六经之可望。然则为史者本无益于六经，而六经之奥义往往因诸史而不明于天下，此甚可悼也。奈何史臣反取迁、固、范晔三史，谓可以亚六经，揭为不公之论以示来者！呜呼，安得吾言而告之哉？且以司马子长之才，在汉元朔间，竭其肺肝述秦汉故事，自谓孔子复出。今吾观其书，犹不及丘明远甚，则班、范而下不论可知也。请独指一《史记》而言之，则是非了了自见。今夫庸懦之儒，使读迁之《天官书》，则必曰其验详，其旨深，其举事幽远，真得羲《易》之体也。虽比孔氏之系，岂为过哉？使读迁之《列传》，则必又曰观其不虚美，不隐恶，不急急于穷达究辩，诚得古诗美刺之风也。虽比孔子之删，岂为过哉？呜呼，使斯人之徒而视今日亚六经之论，则将含笑而和之矣，岂有白黑之辨邪？至若浅见之士，使读迁之《世家》，则将族坐而议曰：昔孔子以隐之逊而首班于《春秋》，今迁取泰伯而列之于传首，是《春秋》贵逊之义也，不几于孔子之作欤？使读迁之《封禅》等书，则必扬袂而言曰：昔孔子以三代之誓诰备载于《书》，今迁取汉家诏令悉载于此，是亦书录誓诰之类也，不几于孔子之定欤？呜呼，使斯人之徒又语以今日亚六经之论，则将喜跳而是之矣，岂顾雌黄之当耶？非特此也，圣人作《礼记》、《乐记》，而迁亦作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，后来议者遂以迁于孔氏之门不啻更驾合辙，殊不知诸人之许迁者，乃道路之言尔，非天下之公议也。何则？孔子之述六经本非得已，观其《易》编而三绝，《诗》蔽于一言，《书》断自唐虞，《春秋》讫于定、哀，《礼》习于宋木之下，《乐》正于反鲁之时，所以作六经者，悯道之不行而欲托辞以载道于天下尔。使后世之读《易》者，知吾爻象之意，而不泥于卜祝；使读《诗》者知吾《风》、《雅》之意，而不乖于美刺；使读《书》者知吾治乱之意，而不胶于荒唐不根之论；至使之读《礼》、读《乐》、读《春秋》，亦莫不知吾正道之归，此乃六经之至效，而亦吾夫子之心也。今迁之撰者则异于是，观其传《龟策》，传《日者》，其事类淫巫瞽叟，是羲《易》之所耻也，其泥于卜祝孰大焉？观其刺晁错，美公孙，刺三代之征伐，美嬴秦之苛暴，是古《诗》之所耻也，其乖于美刺孰大焉？观其纪黄帝，纪颛氏，非断自唐虞之意，是古《书》之所不为，其胶于不根之论孰大焉？至若序礼乐之制度，则非孔氏，贱钟鼓，轻玉帛之义；序楚之世家，则非《春秋》内诸夏、外夷狄之旨。呜呼，马迁之《记》，一家之史尔，而牴牾圣人每每如此，是知六经之宏赡，岂可以诸史而亚哉？愚故曰：六经自非诸史之所及，而诸史亦非六经之可望，为史本无益于六经，而六经之义往往因诸史而不明于天下，正谓此也。虽然，刘向等常称马迁为大儒，今犹为吾所不取，则班固而下是非谬戾，何可当也！且夫圣人之所重者仁义，而固则已轻仁义；圣人所取者忠节，而固则已贱死节；圣人恶于方人，而固则第古人为三等。及至蔚宗，则并猥而不可言。二子为史，顾其胸中尚且颠倒，况可望于六经耶？然则愚为是论而不及班、范者，诚得其职也。

唐张守节云：《史》《汉》文字，相承已久，若「悦」字作「说」，「闲」字作「閒」，「智」字作「知」，「汝」字作「女」，「早」字作「蚤」，「后」字作「后」，「既」字作「溉」，「敕」字作「饬」，「制」字作「剬」，如此之流，缘古字少，通共用之。《史》《汉》本有此字者，乃为好本。程邈变篆为隶，楷则有常，后代作文，随时改易。卫宏官书数体，吕忱或字多奇，钟、王等家以能为法，致令楷文改变，非复一端，咸著秘书，传之历代。又字体乖误日久，其黼黻之字法从黹（丁履反。），今之史有从耑。音端。《秦本纪》云：「赐孝公𦓞𦓗」。邹诞生音甫弗，而邹氏之前史本已从耑矣。如此之类，并即依行，不可更改。若其鼋鼍从龟，辞乱从舌，觉学从与，泰恭从小，匮匠从走，巢藻从果，耕籍从禾，席下为带，美下为火，裒下为衣，极下为点，析旁著片，恶上安西，餐侧出头，离边作禹，此等类例，直是讹字。宠（敕勇反。）字为钖（音阳。），以支（章移反。）代文（问分反。），将旡混无，若兹之流，便成两失。又曰先儒音字，比方为音。至魏秘书孙炎始作反音，又未甚备。郑康成云：「其始书之也，仓卒无字，或以音类比方，假借为之，趣于近之而已。受之者非一邦之人，其乡同言异，字同音异，于兹遂生轻重讹谬矣」。其论皆当并录于此。二史之字，第识首出，馀不复载。或已见于经子者，则疏于下，庶几观者知用字之意也。机又书。

庆元中，予从母姨夫史计使相临海，得间庵《推蓬图》一轴，笔力劲甚。史表兄以归内表郭材甫，材甫以遗予。予主山阴簿，有赵录事者，年家也，颇好事，举以与之。后见间庵所作，鲜有可人意者，尝念此本不忘。去年官维扬，会子固出所藏一轴，与史本略相似，予扣之，曰：「此岂间庵庚申、辛酉庆元年间笔耶？果也」。子固以予具眼，辄以相赠。其冬，天台惠先生之子到扬，复得此轴，盖间庵初离江右时名尚未著，故用意极精微。及声价既重，往往不甚留意，或只布枝行枝，若花片则命女足之。此二本，皆其得意笔也，特事珍尚。间庵僦关姨夫屋以居，或乏僦金，则拿画以偿，故关氏所蓄最富。间庵盖得于逃禅，世传为其甥者，非也。

右，臣伏睹二月某日国子监准尚书省劄子，备奉圣旨云云。臣官为博士，不当越思，然自二月庚辰忽见此异，即尝博考经史，推验天人，徒积忧惶，不敢论奏。及见朝廷访求谠直，已至馆职，启沃之论，当复不少，举而行之，天意自回。及今浃旬，沴气未散，辛卯之夕，狂风大作，已复为雪。逮至壬辰，日光已见，暖气已效，而雪犹不止。阴盛侵阳，一至于是，圣心忧恻，必倍于前。臣履陛下之朝，食陛下之禄，则安得不忧陛下之忧？忧而不告，是谓欺君，越职而言，亦为犯上，勿欺而犯，前训具明，敢假便文之误，以负事君之义？又况秦置博士，掌通古今，逮及汉朝，亦承疑问。然则采摭古今之事，以裨国家之阙，乃臣职分所当然也。臣谨先取经史所载雷雪之异，开列如后：一、按《春秋》：「隐公九年三月癸酉，大雨震电。庚辰，大雨雪」。《公羊传》曰：「大雨震电，何以书？记异也。何异尔？不时也。庚辰，大雨雪，何以书？记异也。何异尔？俶甚也」。何休注曰：「此桓将怒而弑隐之象」。胡安国传曰：「震电者，阳精之发；雨雪者，阴气之纵。周三月，夏之正月也，雷未可以出，电未可以见，而大震电，此阳失节也。雷已出，电已见，则雪不当复降，而大雨雪，此阴气纵也。夫阴阳运动，有常而无忒，凡失其度，人为感之也。今阳失节而阴气纵，公子翚之谗兆矣，钟巫之难萌矣」。一、按《西汉书·五行志》：「隐公九年三月癸酉，大雨震电。庚辰，大雨雪。大雨，雨水也。震，雷也。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，始震电之时也，当雨而不当大雨。大雨，恒雨之罚也。于始震电，八日之间而大雨雪，恒寒之罚也。刘向以为周三月，今正月也，当雨水。雪杂雨，雷电未可以发也；既已发也，则雪不当复降。皆失节，故谓之异」。一、按《晋书·五行志》，「吴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，大雨震电。乙卯，雪，大寒。按刘歆说，此时当雨而不当大雨。大雨，恒雨之罚也。于始震电之明日而雪，大寒，又恒寒之罚也。刘向以为既已震电，则雪不当复降。皆失时之异也。天戒若曰：为君失时，贼臣将起，先震电而后雪者，阴见间隙，起而胜阳，弑逆之祸将成也。亮不悟，寻见废」。又：「元兴三年正月甲申，霰雪又雷。雷霰同时，皆失节之应也。四月丙午，江陵雨雹，是时安帝蒙尘」。右，臣开具在前，并是经史本文，别无删润。其中虽多忌讳之语，不当陈于盛大之时，然若不摭前世之禨祥，何以助陛下之警惧！但天之降灾，本各有徵，而徵之在人，亦复不齐，难执一条，以尽天意。自《春秋》书鲁隐公雷雪之变，说者以为公子翚之应，由兹以降，大率皆依据其说以验其灾，證虽不虚，意则未广，质之圣训，殆不如斯。《书》曰：「天有显道，厥类惟彰」。故求天者必以类而推。又曰：「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」。故应天者必随事而正。臣观雷震而复雪，只由阴盛而侵阳，傥悉求阴盛之由，始可见阳微之变。臣尝俯察近事，仰验天灾，得其大纲者有三，推其条目则有十三。何谓大纲有三？一曰阳德不修，二曰小人道长，三曰兵端有形。何谓阳德不修？臣闻天以刚，故能首出庶物；君以刚，故能宰制群动。而所谓刚者，非曰独擅威福而不可沮挠之谓也。无所牵制之谓刚，无所耽惑之谓刚，无所屈枉之谓刚，无所纵弛之谓刚。陛下自登大宝，二年于兹，宽仁如汤，懿恭如文，而裁制事物，似少刚断，得非于前数者有不足乎？臣近闻群臣有以刚断之说劝陛下者矣，臣不知其说果如何也，臣但见陛下近日临决机务，自任太过，未免其间有得有失。如斥逐李棣不由人言，此刚断之得者也；大臣有罪，台臣一章而径罢，降虏建节，全台论之而不回，此刚断之失者也。夫《大有》刚健，必本于明；《中庸》三德，知先于勇。必知其贤，然后可任之勿贰；必知其邪，然后可去之不疑。是以先臣司马光曰：「闻人之言而能别其是非，故谓之聪；见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，故谓之明。是非既辨，邪正既分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，故谓之刚；取是而舍非，诛邪而用正，确然无所疑，故谓之断」。然则所谓刚断者，岂以独擅威福，不可沮抑之谓哉？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一也。国家崇奖台谏，以为耳目，政恐人情下壅，奸宄内萌，若非刚正之臣，必重仇怨之虑。责之以言，尚恐顾望，既言复沮，谁复切摩？陛下优容直臣，固为盛德，而讳忌鲠论，尚有疑形。臣观近日台谏之言稍稍不效，虽听用固亦不少，然或不行，或训饬，或宣谕而止者，亦不一事也。至于全台弹击，近时罕闻，假使发之之轻，尤当勉彊以受，所以存朝廷之纲纪，植伉直之风声。垂裕之谋，莫便于此，岂可但欲令行不反，人不我违？深恐台谏之轻，甚非国家之福。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二也。窃惟经筵讲读之官，实任古者保傅之责，所以程颐谓天下之重任，惟宰相与经筵。天下治乱系宰相，君德成就在经筵。然其辅养圣躬之方，岂止讲论数刻之久？故轮夜直，款侍燕閒，不独共究义理之微，亦欲潜移逸豫之隙。窃闻近日宣召夜直，多在诘朝，臣不知蜎蜎游息之时，何以为存养夜气之道。阳明升则德性自用，阴浊盛则物欲必行，保护清明，孰如义理？臣闻唐宦官仇士良尝教其徒曰：「天子不可令閒，常令以奢靡娱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无暇及他事，则吾辈可以得志。切勿使亲近儒生，彼见前代兴亡，心知忧惧，则吾辈疏斥矣」。要知小人陷君于恶，亦自有术，然则人主欲远小人，安可不知？昔者禹恶旨酒而好善言，旨酒既疏，善言方迩。深思大禹之策，政反士良之谋，盖此重则彼轻，此消则彼长，安可徒徇一日之乐，反易终身之忧！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三也。臣闻贱货贵德，然后可以为天下；昭德塞违，然后可以临百官。臣近得之道路，封桩下库所藏宝器，陛下已宣取入内。夫藏之内府与藏之外府，本亦何间？但前朝所以并寘于外者，盖有说焉。似闻象簟之类，则没入之器也，四圭有邸，则祀天之器也，此岂容寘内府哉！往者藏之外府，盖崇贵德之义，践塞违之训，而陛下一旦纳之宫中，其为损岂细也耶！至如封桩库钱，始创之法，非军事不得支用。寿皇圣帝在位之时，间有宣取，盖以阅武内庭，欲备犒赏，故实以犒赏之数取之，非托以为名也。今陛下沿例以取，而人以为言者，盖取之惟有此名，用之则无是实。古者天子无私财，至汉虽有少府之藏，已不敢侵大司农之费。政如今日，州郡有军资、公使之别，公使而用军资之钱，则为碍条法。陛下既为天下之主，岂可不以身率天下，内帑之费不加裁损，而但取足于封桩乎？陛下虽曲从近臣之请，更不取拨，然前日陛下所以为此者，必以内帑钱乏故也。今若欲留封桩之钱，必须痛节内帑之费。费傥不节，钱必不继，则陛下能保后日之不拨乎！万一不免取拨，臣下又复执奏，则陛下能必从其请如今日乎？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四也。天子禁卫，上应天象，所以周防详密，盖示名分尊严。若以式律言之，夜开宫殿及城门者，皆须墨敕鱼符，其受敕人具录所开之门并出帐送中书门下，自监门卫士将军以下，俱诣閤覆奏，既听，即请合符开锁。监门官司先严门仗，所开之门，内外并立队，然炬火，对勘符合，然后开之。诚以王者所居，体当持重，祖宗立法，自有远谋。窃闻近日水门之禁启闭不时，此非常开之门，尤当谨守其节，有何缓急，自弛堤防？臣闻仁宗朝，兖国公主深夜入宫，吕诲即奏劾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经历门户管当人，乞行取勘，以谓宫钥谨严，以时启闭，盖备非常，此而不禁，后有窃发，何以备禦。先臣忧国深远如此，以公主君父之至亲，非时入内，犹被按劾，况下于此者乎！况疏于此者乎！此臣所谓阳德不修之目五也。何谓小人道长？臣观今日之势，正人与邪人较，则邪者必胜；朝臣与倖臣较，则倖臣必胜；士大夫与吏人较，则吏人必胜。臣请得别白言之。夫事君当以道也，则曰不如随俗；御事当以法也，则曰不如从例。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违道，例不可以违法，然卒之守道者困，随俗者显，徇法者阂，用例者行。以至议论有是非，则非常胜是；事理有义利，则利常胜义；人情有公私，则私常胜公。细察闾阎之间，上至朝廷之际，往往皆然，不知世变何以至此？是宜上感于天变，殆非一人之所为。然陛下尊据崇高，宗主神民，则不得不自任其责，故曰「正人与邪人处，则邪者必胜」。此臣所谓小人道长之目一也。臣闻人君以法守天下，士大夫以法守官职。人君所为少出乎法，则士大夫悉力争之，非为身也，为法也，非为法也，为国也。周昭，一医官耳，何致烦陛下破法，而令其臣曰：「一切违碍并免」。夫既谓之违碍，则是法不可也，给舍执而争之，是官当然也，而陛下不从其说。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，而给舍不能屈陛下守法？此门既启，后孰窒之？故曰「朝臣与倖臣较，则倖臣必胜」。此臣所谓小人道长之目二也。吏道之盛，无如今日，州县之吏止能制百姓，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员，台省之吏至能制朝廷。州县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，与监司之吏通也；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员者，与台省之吏通也；台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，与权倖通也。臣请得以近事明之。陛下为《会计录》，所裁损者特毫末耳。其间裁损之目，缘及省吏，事犹未行，即倡言于外，曰「减诸军雪寒钱」，盖欲藉此以动摇军情尔。幸而事状显著，不能惑众卒之心，怨谤之言，上彻圣聪，似闻陛下亦悔此举。不知今日困匮如此，若不撙节，何以理财？小者如此，大者不复可议矣。故曰「士大夫与吏人较，则吏人必胜」。此臣所谓小人道长之目三也。何谓兵端有形？今日士大夫游谈族议，特虑北虏耳。北虏不足虑也，所可虑者，彼有边鄙之警，则或恐有豪杰从中起耳。万一有此，不特为彼之祸，亦将为我之祸也。盖为彼祸首者，必假我以为词，当是之时，我将何以处之？受之则与北虏为敌，而吾亦无以处彼；攻之则是为寇雠除害，而吾终不获其利。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一也。国家所以能自固于东南者，以有蜀耳，蜀之所以能自固者，以有剑外之兵耳。今剑外之兵，何啻如贾谊所谓「股大于腰，又苦𨂂盭」，然亦无如之何也。为今之策，止有宽两蜀之民，为彊本之计。而今日两蜀事权四分五裂，制置主民，总领主财，戎帅主兵，茶司主马。兵不可阙食，马不可无本，则总领不可无财，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，亦其势然也。闻之蜀士，两蜀之民贫至骨矣，民贫既甚，祸乱易兴。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二也。二广盐筴，其法屡更，大要不过官搬客贩两说尔。官搬则利于广西，客贩则利于广东。广东之盐，专靠贩入西路，今广西既用官盐，则广东之盐必发泄不行。使朝廷催迫卖钞，任事者稍稍营财，祸将起矣。盖广东自来有私贩之害，祖宗时，江西客贩未通，官盐少至赣上，赣州诸县并食广东私盐，朝廷甚费区处。今日淮盐既通，固无向者之害。然而赣州僻远诸县如龙南、安远等处食广东私盐如故，广东摧锋一军及大奚山一带人，皆以贩盐为活。官盐既不流通，必归罪于私贩，万一禁防稍密，盗贼便兴。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三也。蜀之黎、雅，广之宜、融，湖北之辰、沅、靖，俱有戎獠之患。惟蜀之黎、雅，朝廷留意镇抚，诸戎又经败衄，近颇安靖，不足深忧。如宜、融南丹之族，辰、沅罗鬼之族，皆尝深入省地，摇动边陲。而数州边防，闻甚茍简，至空有寨栅之名，而无卒徒以守，仓猝有变，何以支吾？唐李绛谓受降城兵籍旧四百人，及天德交军止二十五人，器械止有一弓。以今概之，往往如此，是岂可不虑哉！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四也。近日会子流通，胜于见钱，官私便之，似觉无敝。然杞人虑短，尝窃忧之。夫会子，不过数寸纸耳，而乃与泉货埒权者，此无他，官司许作见钱入纳，而市井兑便者稍众也。有如缓急，富人收兑便之铺，私下无换易之地，则臣恐仓卒之际，未必不扰。近日湖北稍稍见矣，缘湖北会子当来止于湖北京西界内行使，襄汉戍卒月得料钱，全靠客旅贸易，然其会子止到鄂州便著兑换，而官司无以权之。总司入纳，又止视市价，不同见钱，每一贯会子止可作五百左右。会子既轻，商旅不行，商旅不行，军人所得会子愈难变转，而会子愈轻矣。诸军汹汹，颇以为言，特未有征行，未敢发耳，是岂可不预计哉！此臣所谓兵端有形之目五也。推是求之，特不止此，姑举其大者，条列以上。仰惟陛下践临大位以来，五谷顺成，四方无虞，仰观乾象，俯察地理，灾异绝少，而人情初不以为喜。今忽有此异，才数日耳，而人情莫不以为忧，不论贤愚，不问贵贱，各随所见，推步阴阳。天动于上，人忧乎下，是何故也？得非志不足以胜气乎？以臣观今日之势，政如衰弱之人，天和气燠，左右顾忌，犹恐不免，忽遇风寒雨湿之变，使有所感触，其为疾疢岂不易耶？当是之时，犹不谨审服食，精调起居，以为保养身体之策，臣不知其可也。臣愚欲望陛下修身以德，修德以人，亲近儒生以讲治原，奖进君子以御小人，大明公道以正风俗，增重台谏以彊朝廷，节用爱人以厚天下，选择守令以起内治，博求将帅以固疆圉，然后天变可塞，人情可纾，保国宁家，政在今日。臣之区区，犹有未尽。夫人君之道，莫先于修德，莫切于爱身，人臣纳忠于君，亦莫如修德、爱身之为急。恭惟寿皇圣帝勤劳天下二十馀年，精神未衰，志气尚彊，即以大位付之陛下，盖欲亲见圣子身致太平。陛下既即大阼，四方之人莫不延颈举踵，望陛下德业日新，名誉日隆，以仰答寿皇圣帝付托之重。而道涂流言，皆谓陛下宫中宴饮稍失节度。其事信否，固未可知，然万一有此，则于修德爱身之道无乃亏乎？夫酒之为物，伤性败德莫加于此，匹夫溺之，尚且足以殒身丧家，而况人主乎！侧闻仁宗皇帝在御之日，灾异屡臻，日食地震，江淮腾溢，风雨害稼，司马光奏疏以为燕饮过差所致，因乞悉罢燕饮，以解皇天谴告之威。夫日食地震，江淮腾沸，风雨害稼，以阴阳感应之理推之，何预乎宴饮？而光直指以为言，盖人君之身，上与天通，光之所言，即《洪范》庶徵之微旨。然则臣之所谓以类而推，随事而正者，非臆说也。惟陛下念上天警戒之切，念祖宗创造之艰，念寿皇委寄之隆，念天下属望之深，侧身应灾，改过不吝。人情天意，本不相远，陛下今日傥能择一二过举之事系人耳目者，先与改图，然后命两府大臣悉更敝政，内外闻之，孰不欢喜？如此则何灾不弭，何变不消，永保生民，丕享大福。臣命轻蝼蚁，言涉乘舆，席藁待诛，不能望赦。臣下情无任战慄之至！